“一个无耻，一个像共青团辅导员”，这段陈丹青对余秋雨和于丹的批评可谓是十分严厉，丝毫不留情面了。特别是各大媒体那些“陈丹青批余秋雨是个无耻官员”等“耸人”标题更是挑起无数网友敏感而好奇的神经。不禁让人想问陈丹青与余秋雨及于丹二人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实这句关于余于二人的严苛评说出自于陈丹青十年前的一场访谈。不过，整场访谈的思想内核其实与网上流传的有很大出入。这场访谈讨论了许多问题。在谈到艺术家的社会身份时，采访者提到人们都说当今文化界在大众媒体上比较活跃的有几个人，分别是余秋雨、于丹、陈丹青，问陈丹青对此怎么看？
陈丹青狂批余秋雨和于丹？陈丹青对外界把他和其他人直接贴标签的这种简单粗暴的分类感到些许无奈。他评价于丹非常像小时候常见的少先队辅导员或共青团辅导员，也很像国外的神父，积极善谈，讲道理讲知识，有听众，但是不谈尖锐的现实问题。对于余秋雨，陈丹青认为余是很有影响力的学者、作家，但是余秋雨也和于丹一样，基本不会对体制提出很尖锐的问题。接着陈丹青提到余秋雨在08年“汶川大地震”时的“含泪劝灾民”事件，陈丹青认为余秋雨这事实属无耻，甚至说出因为这件事他对余秋雨的最后一点尊敬都没了。所谓“含泪劝灾民”事件是指，08年地震时，灾民联合请愿政府开展地震倒塌房屋质量是否合格以及相关学校领导、建筑承包商责任的调查。余秋雨因此写了一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博客，主要内容是希望灾民先齐心协力度过眼前难关，暂缓请愿之事，给政府时间，以免被外国反华势力利用。
这篇文在当时引起很大讨论，有赞同者，但更多的是反对者。许多网友在这篇博客下对余秋雨及其文章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余秋雨为了面子工程“踩在灾民尸体上跳舞”。很快这篇博文评论被关闭，至今未开放。“无耻”一词确实出自陈丹青之口，但是有前因后果的，是针对余秋雨“劝灾民”之事的评论与感慨。但是仔细一看，陈丹青谈论余秋雨和于丹的问题，重点根本不在于“一个无耻，一个像辅导员”这样煽动性的话语，而是在于陈丹青认为余秋雨和于丹“不敢或者说不愿谈论现实问题，包括教育、体制、政治等等方面敏感的问题”。陈丹青说自己和余秋雨及于丹这类学者不同，他是一个不合作的人，一个骂街的人。他想说些真话，既然别人不说那就由他来说。其实说白了，这就是关于公共知识分子该如何在社会上“发声”的问题。显然，陈丹青认为自己和余秋雨于丹之类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
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发声？对于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公知”这个名头，陈丹青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个出来说点真话的傻子，恰巧大家愿意听听罢了。不管是余秋雨、于丹也好，陈丹青也罢，除了他们的本职专业，公共知识分子确实是他们无法绕过的一个社会身份。
“公共知识分子”的内核不仅仅只是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具有公共关怀、社会责任感以及独立的批判精神。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古时，中国“士”的追求与精神和当今的公共知识分子内核十分相似。“士”十分推崇圣贤之道，追求“无私成仁”，讲究“修齐治平”。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到了近代，朝代变迁，战乱动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脱离统治阶层，对旧式文化，封建制度，帝国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诸如胡适、鲁迅、陈独秀等等。其中鲁迅是人们最为熟悉余秋雨的博客，也是最典型的，他上批政府，下批国民，宛如一场猛烈的狂风骤雨，冲刷了当时人们混沌污浊的灵魂。这时候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和西方知识分子很接近，强调社会责任，民生关怀和批判精神。陈丹青对于鲁迅十分赞赏，他曾说：“我为什么喜欢鲁迅？他骂人、斗争余秋雨的博客，不买账，一辈子叫板但是孝顺、善良、心软！”。
可见，陈丹青式的公共知识分子更倾向于西方和民国知识分子的独立和批判，这可能也和他十几年的美国留学经历有关。所以陈丹青认为余秋雨和于丹这类国民学者欠缺文人该有的批判精神，很明显他对此并不十分赞同。余秋雨、于丹和陈丹青都是当年十分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余秋雨和于丹明显比陈丹青“主流”。首先，余秋雨和于丹都是体制内的学者，特别是于丹，她是北师大教授，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央十八大代表等。这就决定了他们不会像陈丹青那样频繁而激烈地抨击制度和体制。余秋雨和于丹一开始出现在大众媒体里便是以授业解惑的优秀学者形象，很正面，也很传统。和他俩不同，陈丹青一开始和媒体接触时，是一副“愤世嫉俗”的老愤青形象。
陈丹青也曾是体制内的大学教授，2000年他从美归来，担任清华大学美院教授及博导。但在2004年他便因为无法接受当时的艺术教育体系而愤然提出离职。当年这件事引起外界舆论哗然，各家媒体争相采访陈丹青，至此，陈丹青开始以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他不再只是一名体制内的画家，“批评家”、“演说家”、“评论家”等名号纷至沓来。陈丹青确实如他所说不讲假话，坚持讲真话。他成为了一把锋利的剑，劈开了当时萎靡沉默的社会公共讨论迷雾。他敢于发声，敢于质疑，对国内教育问题、学术氛围、体制问题等等都提出了犀利的批判。这让他获得了一大批忠实的支持者，而且大多数是年轻人。许多人认为陈丹青不从众，不妥协，保持独立，有着当今社会不多见的文人风骨。
这便是余秋雨和于丹式公共知识分子和陈丹青式知识分子的区别。陈丹青式认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应当独立清醒，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敢说敢言。而余秋雨于丹式和主流媒体频繁合作且背靠体制，这对于个人发展来说无可厚非但难免会使他们独立性有部分消解，发声自然受限许多。
公共知识分子的当代困境在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发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衰落，这个曾经掌握大部分话语权的精英群体陷入了难解的困境。随着时代的发展，被体制收编的当代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例如各大高校教授、院士、导师等。不仅如此，当今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知识分子专业化、领域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许多知识分子专注自身专业领域，重视学术研究而疏于思想表达。最重要的现在是和平年代，人们没有了动荡时期那样统一深刻的目标和情怀，和平年代人们开始重视个人的发展和志趣。
在人们拿陈丹青和余秋雨及于丹并列贴统一的标签时，陈丹青就说过他对此很沮丧，证明中国说话的人还是太少。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笔者希望他们都能回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初心。本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来发声，不要被利益和权势迷了双眼；对于普通民众，笔者希望大家都能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无论是所谓公知也好，普通民众也好，我们都是社会的发声者和建设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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