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之后，疫情降级的北京轻松了不少，但还是不能打球。六类行业暂不开放，包括影剧院、游戏厅、网吧、KTV、棋牌室和足篮排运动。这么长时间看不上球，也打不上球，从我记事儿以来还是头一回。这两天我还在腾讯体育说乔丹经典赛呢，用大徐的话说，扬州炒饭使劲炒。那真是，饭也炒了，三国也说了，后浪也拍了——昨天那话题有点儿严肃。生活还得继续，总得有点儿意思。
今天说点儿闲话儿，继续讲讲历史。
这之前有一期，早在我开说三国评书之前，咱们说历史，讲到三国时期的大疫，让曹操两次南征不成（）。在史书和小说里，被演义成了英雄人物们的壮举。有些朋友在后台说了，老杨你就会说三国，离开三国你动不了地儿了。那也不是。咱们上回说了，自汉末三国之后，因为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的出现，中国再也没出现那样致死数千万人的大瘟疫，但恐怖的瘟疫还是发生过。
这场瘟疫的核心故事，就得说到我的家乡瘟疫打击，生我养我的北京了。
大明朝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一场鼠疫在山西省爆发了。
此后的十年间，鼠疫横扫了大明帝国的北部领土，南北直隶、山东、山西无一幸免，甚至还蔓延到了浙江。大明王朝的首都也没能幸免于难，再经过鼠疫一年多的蹂躏之后，巩固京师的京军三大营绝大部分士兵已经丧失了战斗力。鼠疫不仅对士兵造成极大杀伤，战马也损失惨重。据史料记载，整个明军的战骑里，就还有27000匹战马活着，但绝大部分也已经病得站不起来了，其中还可供士兵骑乘的，只有1000多匹。
这些侥幸活下来的士兵，史书上描述他们：“衣装狼狈，等于乞儿”，即使用鞭子抽打，也不能让这些遭受了身体和精神双重打击的士兵们，再次振奋起来。当时李闯王兴兵而起，明朝的抵御实际上已经形容虚设了。
所以，当1644年4月25日，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时候，他麾下那支以难民为主构成的50万大军，面对的其实就是这样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自明永乐大帝朱棣开始建立的天子守国门的传统，到崇祯这一帝，守的其实是座空门。
照例，这一段您在普通的历史故事上是看不见的。我小时候看过不少故事是写这一段，还有很多配图，都是李闯进京的时候，京城百姓手舞足蹈瘟疫打击，开城欢迎。有那么一首诗，说：“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其实这完全是演义，为了展现闯王得民心，所以能进北京。当时的北京城在瘟疫笼罩之下，哪儿还有牛羊？狗都死绝了。再说了，闯王手下那支实际战斗力并不强的难民军，如果不是趁疫起事，哪儿能攻得到北京？
从人类历史上看，这场鼠疫爆发的时间与当时英国伦敦大瘟疫的时间差不多。那个时期全球变冷，世界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粮食歉收，这为鼠疫的全世界爆发奠定了气候基础。
再加上，明末的中国天灾人祸不断。公元1556年，山西省南部秦岭以北的渭河流域，发生了一场特大地震，造成了83万人死亡，都够《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打一场赤壁大战了。此后的万历、崇祯两朝更是少有的倒霉，旱灾、水灾、雪灾、瘟疫轮着番儿的蹂躏着神州大地，这属于天要亡大明。加上明末政治腐败，以辽饷、剿饷、练饷这“三饷”为代表的杂税，将对民众的盘剥加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
在中国的古代王朝，“安土重迁”本是农民的天性。只要不是活不下去了，绝大部分人都不会离开自己的老家，会选择安分守己的过日子。即使爆发了瘟疫，由于人口不会自由流动，影响范围也往往限制在一村、一县，不会造成大范围的爆发。
但明末频繁的天灾人祸，让耕种的农民变成了逃荒的难民。山西、陕西两省的难民，借由明蒙边境的变乱，趁机逃往草原谋生。在草原上，接触了啮齿类动物而携带病毒的难民，年末返回家乡时，又将病毒带了回来。这样，鼠疫的爆发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公元1637年到1641年，崇祯统治下的大明朝又罕见的出现了连续4年的大旱，饥不择食的灾民们开始吃老鼠洞中的食物，甚至吃死在路边的老鼠。感染了鼠疫的难民，又将它们传染到了更多的地区。
终于，席卷全国的鼠疫大爆发开始了。
当时的惨状，史书是这样记载的：“京师大疫，天津大疫。”“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广平府大饥疫，人相食。”“河南全省大疫，开封府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荣阳，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连苏杭地区都未能幸免，据《吴江县志》记载，县内“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者仅存。”疫情过后，苏州23万户人口仅仅剩下了5万余户。
到了公元1643年，也就是大明灭亡前的一年，鼠疫又造成了京城约60%的人口死亡。就是说啊，北京城里三分之二的人都死了，以至于京城九门“日出万棺”。到了这年的冬天，大雪飘零，老鼠差不多都被冻死；人，也死的差不多了。
据国内人口学家统计，明末崇祯年间，在鼠疫流行核心区，也就是山西、直隶、河南三省，死于鼠疫的人口占到这三个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据外国学者估算，持续的干旱、蝗虫、鼠疫、天花和饥荒，造成大明损失了40%的人口，约为四五千万，整个明朝元气大伤。
2013年的电影《大明劫》就描述了当时华北鼠疫的惨状。也讲述了明末瘟疫中的名医吴又可写就《瘟疫论》，控制疫情的故事。
之前咱们说过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伟大。但到了明末流行的鼠疫，《伤寒杂病论》却不再起作用了。电影《大明劫》中药局提领赵川展现了当时医者的普遍形象。赵川学了几十年医术，救死扶伤无数，但这场瘟疫却让他束手无策。患者喝了他熬的药却一点效果都没有，还是无法逃离死神的魔爪。“麻黄桂枝解表，黄芪白术补气”，都是祖宗留下的经方，怎么一点都不管用了呢？他百思不得其解。医家传统，祖宗良方，突然都毫无作用，直接颠覆了他的三观。
一个自认为在专业领域出类拔萃的人，一个被其他人十分认可的人，如果突然有一天被穷尽毕生学识也解决不了的难题难倒，对他造成的打击可想而知。电影里，赵川一边问“到底哪里不对了”，一边撞在了士兵的剑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名医赵川解决不了的难题，被江湖游医吴又可查出了端倪。吴又可在史上确有此人，姓吴，名有性，字又可，江苏吴县东山人。吴又可从屋内阳光下现身的灰尘身上，推测出导致瘟疫的病邪可能就像灰尘一样，来无影去无踪，却能通过空气快速传播。于是当传统医学和求神祈福都阻止不了瘟疫扩散的时候，吴又可的隔离疗法展现了效果。
他让感染者住在一个地方，未感染者住在另一个地方，进行隔离。让所有人用布蒙面，相当于现在的戴口罩。两项措施双管齐下，有效的控制了疫情，让每天新增的感染者数量大大减小。
这一理论与400年后的今天，我们防治传染病的方法如出一辙，每个人自我隔离两周，找出所有的感染者，进一步控制疫情。
吴又可又在他的著作《瘟疫论》里提出，虽然张仲景的《伤寒论》中提出了“时行之气有传染”之说，也就是说当四季气候反常，就容易有传染病。但根据实际情况，有“时行之气”未必有疫，因此时行之说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吴又可提出，人是否得疫病，是由厉气所致。厉气是杂气的一种，每年都存在。厉气的盛衰多少，与地区、四时和岁运有关。感受厉气之后，老少都会得病。
可以说，吴又可在张仲景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瘟疫的传染性。有人认为，吴又可猜想到了病原体的存在，这比欧洲早了近200年。
此外，吴又可还明确指出，瘟疫由口鼻侵入，通过呼吸传播，除了强调与病患隔离的意义，他还发明了对治疗鼠疫颇有疗效的“达原饮”，成为了中国温病学——也就是瘟疫病学——的开创人物。据说啊，“达原饮”2003年还为抗击非典型性肺炎做出了贡献，到底是真是假，我就没法考证了，您自己判断。
可是吴又可还是无法拯救大明朝的命运。正像影片《大明劫》中吴又可回答孙传庭时所说的。
孙传庭：“你觉得，我大明朝气数尽了么？”
吴又可：“自古王朝，始兴终乱，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剂猛药可以医治。”
最终，孙传庭没能阻挡住闯王李世民东进的步伐，1644年，闯军攻破北京，崇祯帝在煤山上吊自尽。
同一年，清军南下，吴又可因为抗拒剃发而被杀害，他的家小也随之自尽。但吴又可的医学成功，在清朝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温病学体系。在清末的鼠疫大流行中，中医和西药共同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场鼠疫爆发于云南，进而传染到了世界各地，在中国造成死亡200万人；在印度，死亡人口多达900万。
所以您说，大明是死在了天灾里，还是死在了人祸里？前后咱们一共写了两段和瘟疫有关的历史，瘟疫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原本怎么高估都不为过。但它却像历史这座豪宅中的巨象一般，几乎被除了医学工作者以外的所有人忽视。他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人类对于自身历史的视觉偏差越来越大。所以数千年来，我们敬畏道，敬畏法，敬畏权，敬畏英雄，唯独很少真正敬畏自然。
哎呀。写完这段历史，我觉得现在在北京活着真好，政府管控疫情真有效。炒炒冷饭没球打，顿时也没那么难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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