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谷溪：关于《山花》的回忆
关于《山花》的回忆
曹谷溪
在纪念《山花》创刊十周年的这个喜庆日子，重返故地，老友重逢，抚今追昔，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在这里有我的欢乐，也有我的悲哀；有我的骄傲，也有我的惭愧……真可以说百感交集!
纪念《山花》创刊十周年期间，创始人曹谷溪（前排中）、陶正（后排左一）、白军民（左二）、路遥（左三）与编辑部人员合影
《山花》编辑部的同志给我出的讲话题目是“关于《山花》的回忆”。在延安时我没有做准备，回延川之前，我们刚为来自全国的三十多位作家举办茶话会，紧接着又是他们的“回访”，客人还没有离开延安，我们便匆匆地赶了回来，昨天晚上想写个题纲，可是千头万绪，话不知从哪里讲起。
“关于《山花》的回忆”就这个题目，我便感到非常悲哀，甚至想一个人跑到孤山旷野去痛哭一场!
我常想：如果一个人开口讲话，就说他今天想干啥，明天要干啥，他将怎样准备干番事业，我为他祝福!他有理想，有抱负，他是大有希望的，他一定会由弱变强，取得成就；如果一个人开口就讲他的昨天，讲他曾经怎样“过五关”“斩六将”，我就认为他正在走、或者将要走下坡路，他正由强变弱，走向衰败，——这也许是作为诗人的偏激!
但我一提到《山花》，一回到延川这块土地，就有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延川是我的第二故乡!
一九五六年秋天，那时我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旷野书库，背着铺盖卷在黑龙关下车，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在延川我由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是延川人民养育了我。我非常感谢那些把我这个顽童教育成一个人的老师们，如我的班主任张立，校长魏载功。
延川中学毕业后，因家里生活困难，没有参加高考，又找不到工作。当时我爱画画，想当画匠。但生活却毫无着落，我的一邻居推荐我到县医院当炊事员，就这样我成了当时延川县文化程度最高，做饭水平最低的一个炊事员。我常为擀面发愁，为炒菜发愁，蒸馍时，每次揭锅盖时心情的紧张程度，无异于赌棍揭“宝匣”。
我的文学创作生涯是从贺家湾公社当炊事员时开始的。先写了一个剧本叫《脚印》，还写了一百首秧歌词寄给县委宣传部，后来居然印发了。我写第一篇通讯是在县委当通讯员时的事，现在还记得两篇：一篇是《一只手表》，一篇是《贺家河读报经验》。后来我就在《陕西农民报》、《延安报》、《陕西日报》和《延河》上发东西。六五年我参加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荣幸地见到了周总理、朱委员长和许多国家领导同志。那时我的劲头大极了，磨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可是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由贾家坪公社调到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工作，这一步在我的生命里程和文学生命中非常重要。当时我看到一本题为《延安儿女热爱毛主席》的诗集，就产生了一个念头：我们也编一本诗集!我把这个想法跟我的文学朋友白军民、陶正、路遥说了，大家都说：干!这样延川县就有了第一本自己编的诗集。题目先是《工农民定弦我唱歌》，后改为《延安山花》。先在县内油印，不久就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本诗集的出版对延川的文艺创作影响极大。七二年我们组织了规模较大的创作会，并在同年创刊了《山花》文学小报，到今天已经整整十年了!
1970年夏路遥与曹谷溪 在延川黄河畔
回忆《山花》，首先值得回忆的是支持过《山花》的党政军领导同志们。我认为《山花》之所以能在百花凋零的时期开出来，与县委的关怀分不开。那时全省只有一个陕报的“向阳”副刊，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县委主要领导人申昜同志经常顾问《山花》的工作。马志亭、钱宏飞、鲁雄录、刘保存、雷增寿等同志亲自给《山花》写诗。我常想延川的业余作者真幸运，历届县委、县政府都关心这个事业，全延安地区仅延川有一个既有账号，又有专门人员的创作组，这不是个简单事呀，如果县委、政府的领导人没有政治远见，没有魄力，这事是极难办成的。
回忆《山花》，第二个值得回忆的是那些为《山花》出过力的文学朋友。那时候我们几个人都很团结，都有牺牲精神，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几个人的办公室就是《山花》的编辑部，我记得编第二期时，我打电话叫闻频过来，两个人整整搞了一个通宵才编完。军民同志为维护《山花》的声誉作过不懈的努力，至今回忆起来还令人钦佩。那时《山花》发稿编辑修改的成分是很大的，因业余作者水平差，有些作品就是硬往出改。今天在座的海波同志，现在被公认为我区最有希望的几个文学青年之一，当时的水平也差得可怜，他在《山花》上发的第一首诗歌几乎就是我们几个编辑“做”出来的。尽管这样我们都很高兴，大家都愿意当这“无名英雄”!
回忆《山花》，我觉得还应该怀念那些默默无闻为《山花》搞工作的人：印刷厂的老厂长刘鼎明是《解放日报》的老印刷厂工人，亲自为我们画版样；李成章同志星期天还加班为我们排《山花》，停了电，他就打着手电筒排；为了三个铅字，印刷工人赵振宽往返一百二十里路骑车到清涧去取……这样的事，我看在印刷史上也是少有的!
我觉得《山花》之所以能办下来，没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是不行的。由于当时印刷条件差，所有的插图都是自己动手刻的，候为民同志、白军民同志不知为插图熬了多少夜。《山花》组织第一个诗歌朗诵会，文教局长惠明清亲自为我们担水扫地，那天晚上电影院正放着一个新片子还没压过我们。
回忆《山花》，我们尤其要回忆那些为追求《山花》献出生命的人。蓝田的林萱同志旷野书库，就是因为爱《山花》自愿到延川插队的。他在队里当团支书、基建队长，自己做饭，还抽空为老红军担水。就这样一个好青年，1973年7月30日上午公社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中午在黄河里淹死了。县上隆重地为他开了追悼会，当时县革委会副主任亲自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林萱死后，他的母亲又把他的弟弟送到延川来。刚才李县长说我是《山花》的创始人，我以为真正的创始人应该是广大作者!在办《山花》的过程中我受到了不少教育。
通过办《山花》我认识到只有团结才能办成事情。我们几个人在一块虽然吵架，但一吵就过。我们互相之间什么都能容忍，唯有对做学问不严肃不能容忍，这也正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山花》最先开始活动是六九年，那时派性严重，我们四个人也是两派，但我们跨过派性而团结起来。我回忆这一点，就是说我们今后在工作中也要团结。
通过办《山花》使我认识到对弱小者的扶持是最有意义的工作。直至现在我不敢在比我年纪小的人面前表示半点骄傲。路遥现在是全国知名作家，当时他的作品很幼稚，我告诉他：“你能超过我”。他不信，现在我比起他差得很远；还有梅绍静同志，她现在也是一位有影响的女诗人，她给我的第一首诗，我给她改的只剩几句。她的第一本诗集还是我介绍给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并参与了编辑。可现在她比我的成就高多了。还有海波，在座的人都清楚他的起点。因此，我们办《山花》的时候，尽量多发一些从来没有露过面的作者的作品。
通过办《山花》使我认识到人要有自知之明。我说这话重点是：人不要自卑。失败的人里，骄傲者不少，自卑者更多，因此可以看出自卑是最有害的，有多少耕耘就有多少收获，对自己的聪明才智要有正确的认识，千万不要自卑！
《山花》对我的教育是很多的，我对《山花》的回忆也是千头万绪的，但通过办《山花》使我认识到，我们要永远忠于人民，永远忠于陕北这块土地，反映养育我们的陕北父老的生活、情趣、爱好、理想。我将一辈子不离开高原，一辈子热爱高原，讴歌高原!
曹谷溪简历
曹谷溪，笔名谷溪，男，汉族，陕西省清涧县郭家嘴村人。1962年毕业于延川中学，曾先后担任炊事员、通讯员、公社团委书记、县革委会通讯干事、报社记者。《延安文学》编辑、副主编、总编（编审）。延安市首届文联党组成员、常务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顾问、华西大学路遥文学院院长。著有诗集《延安山花》（与人合作）《第一万零一次希望》《我的陕北》，主编《新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绥德文库》《子丹书库》《延川文典》《宝塔文典》、纪实文学《追思集》《高天厚土》《大山之子》《奉献树》和《人民记者冯森龄》等。1999年获陕西省人民政府“1949-1999首届炎黄优秀文学编辑奖”和陕西省作家协会“双五文学奖”等。
来源 延川山花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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