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建平，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黄肖肖，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讲师。
一 引言
中国的老龄化社会已然到来。老龄化社会和老年人的幸福感已成为当下突出的问题和重要议题。目前国内对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对老年人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主要集中于健康、经济和养老制度等方面。然而对老年人媒体发展空间以及老龄化引发的社会问题在传播学界几乎处于缺席状态。因此，城市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与幸福感的关系成为本研究关注的问题。
本研究立足实证调研，尝试通过构建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探讨城市老年人智能手机的使用与幸福感的关系，发现其中的影响因素。这项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第一，国内老年群体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拓宽了互联网使用与幸福感关系的群体范围，增加了实证证据。第二，本文从具体的互联网类型讨论老年人实现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探索智能手机对老年人幸福感的意义，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老年人幸福感的参考建议。
二 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实现幸福感
幸福感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的老话题。实现幸福感强调个体所感到其生活中的目标感和意义感，既有个体的主观体验，同时又有面对新事物和挑战时能够完成有目标的活动行为，并从中实现自我而获得满足感，对于个人发展相较于快乐有更重要的意义。这种新型的幸福感对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身心健康以及社会和谐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本研究认为，智能手机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对于老年人而言，能否接受并使用这种既有难度又能更方便生活的新型通讯技术工具，可视为个人成长和自我肯定值得尝试的目标行为，符合实现幸福感的基本要义，故而采用实现幸福感这一概念。
（二）代际支持与老年人幸福感
代际支持指家庭上下代在经济上的互惠、生活上的互助和情感上的支持情况，以及共同分享生活体验和生活资源的过程。本研究在代际的工具性支持概念和“数字反哺”基础上，将子女对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的代际技术支持作为一个重要的自变量，测量城市老年人在使用智能手机的过程中网站易用性，子女对父母的技术指导和帮助是否影响他们，并使父母产生幸福感。
（三）互联网使用与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互联网正在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使用电脑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与不同社会群体的幸福感相关。在学习计算机上网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增强学习能力，获得自信，有助于更新或发展社交技巧的社区潜力。另一方面，技术障碍成为老年群体在使用互联网过程中影响自信和满足感的重要因素。樊·比林和雷诺（2008）较早提出了老年人的手机采纳模型以及使用的影响因素，用户情境、感知有用性、使用意向是客观因素；促成条件、尝试和探索、确认有用、易学易用性、实际使用等过程因素。本研究在上述文献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老年人的智能手机使用与幸福感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四）技术接受模型
戴维斯（1989）提出了技术接受模型（ Model，TAM）（见图1）。本研究拟在技术接受模型基础上，尝试建构一个扩展的理论模型。
1.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趣味性
感知有用性（ ）指一个人认为使用某种特定的系统可以提高工作绩效的程度。感知易用性（ Ease of Use）是指一个人认为使用某种特定的系统不费力和不困难的程度，感知易用性的改进会提升感知有用性。在网络使用行为上，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对使用态度有正向影响，以及二者对使用态度和行为意图有影响。戴维斯等认为，感知趣味性（ ）是除了可能预期到的任何性能的结果外，使用具体的系统本身感受到的愉悦程度。因而在技术接受模型中加入了感知趣味性这一外部变量，用以解释个体因感受到某种技术或活动的趣味对使用意愿的影响。有研究表明，感知到的有趣性是老年人持续使用互联网的影响因素。根据上述论述，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感知有用性与城市老年人智能手机的使用态度正相关。
H2：感知易用性与城市老年人智能手机的使用态度正相关。
H3：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用性正相关。
H4：感知趣味性与城市老人的智能手机使用态度正相关。
2.使用态度、行为意愿与实际使用
使用态度是指个人在使用系统时积极或者消极的感觉，以及评估执行某种行为带来的影响；行为意愿是衡量一个人执行特定行为意愿的强度。使用意愿是一种行为意图，人们对某一物质和某种行为的态度会影响人们行为意图的产生，最终决定行为的产生，其行为意图越强，越随之付诸行动。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城市老年人智能手机的使用态度与使用行为意愿正相关。
H6：城市老年人智能手机的使用行为意愿与实际使用正相关。
3.代际技术支持
根据前述文献回顾，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7a：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技术支持与城市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态度正相关。
H7b：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技术支持与城市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意愿正相关。
H7c：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技术支持与城市老人智能手机的实际使用正相关。
H7d：子女代际技术支持与城市老年人的实现幸福感正相关。
4.实现幸福感
作为新兴技术工具的智能手机的使用和体验，是城市老年人自我发展和自我确认的重要因素之一，与他们的实现幸福感相关。因此，本研究假设：
H8：城市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与其实现幸福感正相关。
本研究根据上述理论假设，在技术接受模型基础上，建构出城市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与其实现幸福感的结构方程模型（图2）。
三 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55岁（女性55岁退休，工人55岁退休）以上的城市老年人为研究母体，以西南三省市的重庆、四川和贵州作为问卷分发的区域。考虑中国的地域差异，西南地区城市老人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生活水平都居于中等水平，低于东部高于西北和东北，更具代表性。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在2019年1月17－20日用专业的问卷调查网站“问卷星”发放问卷。首先通过问卷星将问卷链接发给西南地区的多个朋友群，再通过群中的老年朋友转发到各自的老年朋友微信群中，要求问卷填写者必须55岁以上。问卷星发放问卷500份，2019年1月21日完成所有问卷回收工作，以不记名收集问卷共500份。剔除无效答卷（答题时间少于2分钟）和重复填答的，剩余有效问卷330份。
（二）研究变量与测量
1.研究变量的操作化
本研究模型的构念（变量）在已有相关研究概念的基础上，根据本研究主题进行了定义，并以此为据设置观测指标即题项。八个构念的操作性定义如表1所示。
2.测量
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同时满足结构方程模型每个构念至少要三个题项的要求，本研究每个构念均有三个及以上测量题项，所有问题皆用李克特七级量表，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略为不同意，4=不确定，5=略为同意，6=同意，7=非常同意。
感知有用性：此构念包含三个题项：（1）智能手机让我跟亲友和同事交往更方便，（2）智能手机上的信息可以满足我的需要，（3）智能手机是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感知易用性：此构念包含五个题项：（1）使用智能手机对我来说很容易，（2）我觉得智能手机使用起来很方便，（3）我觉得智能手机的操作不复杂，（4）如果遇到操作问题，我也容易寻求帮助解决，（5）我可以使用智能手机提供的各项功能。
感知趣味性：此构念包含三个题项：（1）我觉得智能手机拍照很有趣，（2）我觉得智能手机上的视频很有趣，（3）我觉得用智能手机在微信群里分享信息很有趣。
使用态度：此构念包含四个题项：（1）我觉得使用智能手机是明智的，（2）我觉得使用智能手机是愉快的，（3）我觉得智能手机可以做更多事情，（4）我会选择使用智能手机。
使用意愿：此构念包含三个题项：（1）我愿意使用智能手机向亲友推荐我喜欢的信息，（2）我愿意在智能手机上跟亲友分享我的生活体验，（3）我愿意学习使用智能手机上的新功能，（4）我会一直使用智能手机。
代际技术支持：此构念包含三个题项：（1）我的子女鼓励我使用智能手机，（2）我的子女会指导我使用智能手机上的一些功能，（3）当我在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子女会帮助我解决。
实际使用：此构念包含四个题项：（1）我每天都会用智能手机上网，（2）我用智能手机在微信中发信息，（3）我用智能手机购物，（4）我使用智能手机已经3年以上了。
实现幸福感：包含五个题项：（1）学会使用智能手机让我感到自信，（2）我对能够通过智能手机了解新事物而感到满意，（3）回首过往我感到生活的意义，（4）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状态不错，（5）我生活的大多数方面符合我的理想。
四 模型分析与结果
一个完整的结构方程模型(SEM)评估包含测量模型的评估和结构模型的评估。只有二者都通过检验，方能进行完整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评估和分析用.0完成。
（一）测量模型的信度与聚合效度
本研究根据二阶段模型（Kline，2011）对CFA测量模型进行评估与修正。测量模型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趣味性、使用态度、代际支持、使用意愿、实际使用和实现幸福感8个构念（维度）进行了CFA分析，估计的参数包括因子载荷量、多元相关平方、合成信度与平均方差抽取量。本研究因子载荷量在0.63－0.92之间，显示每个题项均具有信度；所有构面的克朗巴哈α系数（ α）在0.77－0.92之间，合成信度（CR）在0.79－0.93，显示每个构念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在0.56－0.76（如表2），均符合标准，因此，8个维度皆有良好的信度和聚合效度。
（二）测量模型的区分效度
本研究采用严谨的AVE法对测量模型的区分效度进行检验。每个构面的AVE平方根如果大于构念之间的相关系数，则表示模型具有区分效度（ & ，1981)。如表3所示，本研究对角线构念AVE均方根大于对角线外的相关系数，因此本研究的绝大部分构念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三）结构模型的拟合度
结构模型利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分析后，最终获得模型拟合度、研究假设显著性检验及可解释方差（R2）等结果。本研究以SSCI国际期刊中采用最广泛的九种拟合度指标来报告研究结果。
本模型采用博伦与斯坦提出的（拔靴法）（ & Stine，1992）。根据可容许范围，本模型各项拟合度均符合要求。测量统计模型图（图3）显示，结构模型拟合度也符合判别标准。
五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城市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在文献回顾基础上，建基于技术接受结构方程模型，加入“代际技术支持”这一自变量，以“实现幸福感”为因变量，解释城市老年人的智能手机使用行为对实现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该模型拟合度较好，大部分假设得到了支持。可为今后有效地预测和提升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能力和幸福感提供些许参考。
（一）结论
本研究统计分析的结果基本支持模型假设。从图4的结构路径和表4的假设检验可以看出，除了感知易用性和感知趣味性对使用态度没有获得支持外，其它9项假设均获得支持。
1.结构模型中变量之间的显著影响
由表5中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可知路径系数变量之间影响的显著性结果：感知有用性（PU）和代际技术支持（ITS）对使用态度（ATT）有显著影响。使用态度（ATT）与代际技术支持（ITS）显著影响使用意愿（BI）。
代际技术支持（ITS）与使用意愿（BI）显著影响实际使用（AU）。代际技术支持（ITS）与实际使用（AU）显著影响幸福感（EW）。感知易用性（PEU）显著影响感知有用性（PU），但是对态度的直接影响不显著，而是通过感知有用性对态度产生间接的显著影响，感知有用性既是感知易用性与态度的中介，又对使用态度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感知趣味性对使用态度没有显著影响。
2.代际技术支持对使用态度、使用意愿、实际使用和实现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从非标准化系数结果可知：代际技术支持（ITS）对使用态度（ATT）有显著影响，代际技术支持（ITS）对使用意愿（BI）有显著影响，代际技术支持（ITS）对实际使用（AU）有显著影响，代际技术支持（ITS）对实现幸福感（EW）有显著影响。
3.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的感知和实际使用对实现幸福感影响的解释力
表5中可解释的方差量数据结果显示，该模型对于智能手机使用与实现幸福感具有良好的解释力。
（二）讨论
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采用技术接受模型（TAM），该模型最后一个因变量是“实际使用”。本研究与已有模型不同：一是加入“代际技术支持”为外部变量，考察作为信息技术的智能手机从使用态度到使用意愿的潜变量再到实际使用这一路径中是否产生影响，以及对最终的因变量“实现幸福感”是否产生影响，而不是影响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二是将原有模型中的“实际使用”作为自变量，以“实现幸福感”为因变量。本研究构建了使用行为与实现幸福感这一扩展的结构方程模型，此为本研究的创新之一。与此同时，通过对这一模型检验的结果，发现代际技术支持、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使用与实现幸福感三者的关系，从代际支持理论的应用出发来探讨其作用机制，对互联网使用与幸福感的研究有一定的扩展，此为本研究的创新之二。
1.代际支持的理论与应用价值
本研究假设“代际技术支持”对老年人的智能手机使用态度、使用意愿、实际使用和实现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这一假设获得了支持。
“代际技术支持”这一观测变量分析的结果，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在技术使用层面，本研究结果回应了谢等（2012）对老年人互联网使用主要障碍的研究。感知易用性对使用态度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说明了智能手机的诸多功能对老年人而言难懂非易用。同时呼应了周裕琼（2014，2015网站易用性，2018）互联网时代“数字反哺”的讨论。子女的代际技术支持可以有效缓解老年人的技术焦虑，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老年人解决一般性的技术操作问题。
第二，在理论模型层面，本研究将子女对父母信息技术的代际支持操作化，检测这一“自变量”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城市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过程，并通过假设以数据来证明。这一构念可以成为重要的预测变量，预测代际技术支持对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态度、意愿和实际使用的促进效果。
第三，本研究证实了子女对父母使用智能手机的技术支持可以影响父辈从态度、使用意愿到实际使用，发现并证实了代际的“技术支持”或“反哺”对老年人实现幸福感的获得与提升的作用。对城市老年人而言，智能手机不仅是一个简单的通讯工具，更是连接子女与长辈的纽带；代际技术支持也不仅仅是工具性的指导，更是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和获得实现幸福感的推助力。跟子女学习使用手机新功能进行的技术沟通同时使得情感联系更紧密，可以有效避免老年人生活的单调孤独。因而，社会应该更加积极倡导年青一代对老年人使用新媒介技术的支持和帮助，形成朗和舒茨（2002）所描述的一种自主自愿的“孝敬支持”。
2.移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关系
本研究也证实了移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自信的积极作用。然而，与前人研究不完全相同的是本研究以城市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作为自变量，是将智能手机使用视为日常的技术使用活动和生活目标之一，而非一般意义的互联网使用；通过观测老年人在这一信息技术活动过程中的自我确认和是否获得实现幸福感，进一步探讨了移动互联网使用与实现幸福感之间的影响关系。
本研究聚焦于老年人在信息时代生活和行为的积极主动，关注老年人的行为主体性和自我效能感。从前述老年人学习信息技术的三种动机类型（，2011）来看，无论是基于实用型动机获得对生活有用的技能抑或通过移动互联网络关注各种信息，还是基于社会型动机与亲朋好友交往互动，以及基于自我发展型动机，欲跟随时代技术发展以适应社会，城市老年人在使用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的过程中，在代际技术支持的推助下不断成功地学会使用某项新程序，所获得的自信和成就感，都增强了他们对生活意义的期待和由此而生的实现幸福感。
概言之，本研究异于已有对老年人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有三：其一，老年人的实现幸福感是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自我实现有意义生活的感知和体验，丰富了已有幸福感理论用于对老年人的研究；其二，代际技术支持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出，是将其置于信息技术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是对老年人幸福感影响因素理论的扩充；其三，本研究建构的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与实现幸福感的模型，加入“代际技术支持”这一自变量和“实现幸福感”的因变量是对技术接受模型的扩展。而研究结论和探讨的理论关系是对老年人互联网使用与幸福感研究的深化与延伸，或许可成为未来研究老年人信息技术接受与幸福感关系的起点。
3.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重要性
本研究发现，感知有用性直接影响使用的态度，代际技术支持直接影响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态度、使用意愿和实际使用，均显示变量的重要性。然而，感知趣味性未产生影响，与已有研究结果不一致，是否是因为老年人更看重手机的实用功能使然，可进一步研究。“感知易用性”未能产生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感知有用性产生间接影响，这一结论也与过往研究结果不一致，但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证实了计算机焦虑与感知易用性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即由于计算机焦虑会让使用者产生技术难于操作的认知，降低对信息系统易用性的评估，从而进一步影响使用意图。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如何提升老年人对智能手机感知易用性的认知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为人类服务，应避免使老年群体产生排斥感，欲使老年人更加适应信息技术的更新发展，智能手机程序开发在使用设计方面就更应该考虑如何惠老，提供更简单易操作的专用程序以方便老年人使用，并开展老年人数字技术培训，帮助他们跨越数字鸿沟；同时提供更多专供老年人需求的信息，促使其主动学习和持续使用，使智能手机真正成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帮手，提高其生活质量，从而推助积极老龄化。
（三）研究限制与未来研究
本研究过程虽然力求严谨，但仍有限制。首先是问卷调查的抽样问题，尽管考虑了地域分布的代表性，但囿于人力和时间，因而采用对具体对象以网络发放问卷的非随机抽样，问卷的填写质量也不如现场面访。本研究主要针对老年人进行数据收集，后续的研究应考虑问卷分发采用面访和辅助填写的形式以保证更加科学客观。
其次，对老年人实现幸福感的测量采用的受访者自我评估方式有一定局限，每个受访者在感知事实和自答问卷过程中，会产生理解的不一致，在后续研究中，问题与量表应力求更精确，避免产生理解上的歧义。
第三，本研究未将人口统计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探寻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与幸福感的异质性，是为缺憾。
萨姆等（2008）在澳大利亚对老年人的研究结果发现，社会资本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直接关系。这意味着随着老年人社会资本的增加，他们的幸福感有可能提高。澳大利亚老龄化国家战略在改善老年人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政策框架中高度优先重视加强社会资本。未来的研究也不应忽略“社会资本”而可作为重要变量，建议将其纳入到研究模型中，探讨和分析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与社会资本的关系，以及对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3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 /库萝
限时特惠:本站持续每日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课程，一年会员仅需要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长微信:Jiucx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