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柳不系故园情
张宝文
望着解冻奔流的河水，望着从土壤中探出头来的小草，望着绿意渐浓的柳枝，望着重回故巢的燕子，想着又快到清明上坟的时候了。自己的兄长离世也将届三周年了，一时思念的情感布满心怀，我决计要写篇有关兄长的文字。这辈子虽与语言文字打交道，却懒于动笔。即使时有对某事某物的感想产生写作的冲动，拖着拖着就逐渐消磨掉了，而唯有兄长的离世，使我日益觉得不写点文字不足以排遣自己的内心。
兄长大我十一岁，从出生年代来说，尽管我也自小破衣烂衫，吃不饱饭，只记得全家一直挣扎在温饱难企的贫困线上，则还是比他要幸运得多。兄长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幼童时正赶上时乖人窘的特殊年代，在大锅饭终于无法延续下去的那个年头，他于苟延残喘中爬过了死亡线。连续多年的饥饿，使得他的身子骨孱弱瘦小。我二十来岁参加工作后，有一次过年回老家，跟他谈起村里的人和事，我问，怎么村里你们年纪相仿的五六个三十来岁的年轻男性，身体都没有比你们更老的四五十岁那一代人高大强壮时，他毫不犹豫且声调低沉地说“小时候饿的”。这个回答深深触动了我，从此内心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不安与抹不去的伤感。
是的，时代在他的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前半生的苦难与后半生的艰难。作为同胞兄弟，仅仅因为出生年代相差了十一年，造成的命运竟有如此大的区别。从本家族耕读并重传统来说，通常每代人中的老大都肯定优先送去学校读书，如学有所成，或出仕或教书，而排行靠后的才略读点书而后留家务农。兄长在十二岁时，作为家中长子的他就因家庭困难辍学务农了，仅读了三年的小学，直至快三十岁时，因农村土地承包他才吃饱了饭。倒是排行第二的我则从小学读到了初中，而后正好逢“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高中升学由推荐改为考招，大学也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我赶上了这波时代的鸿运，升高中，进大学，终能脱离农门，当了个中学教师，每月能领上一份工资，端上了人们眼中的“铁饭碗”。而反观兄长，一生唯有饥寒、贫穷和无尽的劳累相伴。
兄长从十二三岁起，就开始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为家里挣“工分”了，因为那时农业合作社按“劳七人三”的比例分配口粮及农副产品等收入，将一个家庭中无劳动力的人叫做“软食口”，“软食口”越多，分得的口粮越少。反之，一个家庭一年到头累计工分多，就能多分点粮食，家里就可尽可能吃饭“断顿”得迟一些。那时年纪在十七、八岁前，叫做“半劳力”，即干一天农活记半个工。他因未成年算不上“壮劳力”，但在十六岁就当了生产队记工员，接着当了生产队出纳、保管员，二十岁出头便当了生产队会计。要知道我们村有三十多户人家，成年男劳力在四十人以上，他在成全劳力不久就被选为会计，是凭字写得最好，算盘加减乘除全会，账目理得最清楚的原因。本来村里还有两三个高中毕业生和好几个初中毕业生，他们珠算都不好，字也写得不如兄长，故而让本来家庭出身不占优势、仅读了三年小学的兄长任了这个职位，并且直到集体土地承包。在知天命之年，他竟得“高升”，先后当了村会计、村主任，直至六十岁才“离任”。
我从小念书直到大学毕业，与兄长在家中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小学初中我白天上学，而兄长天微明即出工劳作去了，天全黑才回家。高中我在县城住校，只在周末回家取一趟一周的食物，故与他见面的时间更少了。由于那时的农民常是披星戴月，早出晚归，一年四季忙个不停，耕地施肥播种收割打碾倒在其次，主要是生产队的男性青壮劳力常被生产大队或者公社集中到一起搞大会战，不是修梯田就是修渠坝修公路，故而白天在家的时间极少。现在回想起来，我对有关兄长在家中的记忆竟甚是模糊，但有几件事随着年纪的增大却在脑海中越来越清晰起来。
大概在我读小学三、四年级时，兄长被抽派参加通渭锦屏水库建设。水库距家有六十多里，中途不能回家。当他在年底隆冬时节停工回到家时，急着向母亲问父亲回家没有？他说他干活的地方在西兰公路附近，每当有向通渭县城方向去的班车开来，他就急着跑到车旁看父亲在车里没有。因为当时生活太贫困了，没有一点经济来源，会做羊毛毡的舅父看到我们家孩子多生活实在过得艰难，便每到隆冬时节，乘因地冻天寒而集体劳动停止的一段时间，便带上体弱的父亲作为助手，到靖远白银一带去找毡活做，这样一半个月下来能赚个几块到十来块钱，这在当时便是一笔可供应家庭开支的最大收入了。兄长给母亲讲的他常跑到班车旁看车中有无父亲的这个细节，是我对他最初的最明晰的一个记忆。不知为何这个记忆竟深埋在心中，五十年一直没被忘却。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兄长思家盼父心切的举动触动了自己懵懂的内心和天然的亲情吧。
我上高中一年半后的寒假期间，时属腊月，有一天兄长步行去20里外的县城赶年集，下午他回到家时，竟推着一辆横梁上油漆磨得斑驳也没有铃铛的老旧自行车。那时县城里的工人、干部家庭才有自行车，农村有自行车的凤毛麟角，起码本村还没一辆，平常只看到邮递员进村送邮件时才骑着绿色邮政专用车。因此，当我和弟弟看到兄长推回家一辆自行车来，那种稀罕兴奋劲更甚于现在家中提了辆大奔的。据兄长讲是他在县城集市上跟人50元买来的，是人家城里人淘汰下来的。车子虽破旧，但就全家来说已属最高档最值钱的器物了，也无异于现在村里第一家拥有座驾的。从此，我有空便在院子里练习溜车，等学会上下车了，便在村中道路上练骑行车技，还记得这辆车很耐摔。转眼间假期结束，我上高中便用自行车驮运一周的食物了。这辆自行车似乎成了我的专属，即使在周末或者寒暑假我骑回车来，也从未见兄长推过或学骑过自行车。实际上，后来兄长一直也不会骑自行车，直至进入二十一世纪生活条件明显好了，他直接买了辆电动三轮车代步。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他原来是看我每周来回步行四五十里，上学背食物辛苦，才有意买回这辆二手自行车的，不然为何他买回后再从未摸过这辆车？等我皤然醒悟过来时，已是三十年后的事了。要知道，当时正值世纪相交时，还未土地承包，家中每年短缺至少一个季度的口粮，青黄不接时，只有等待生产队上报供应红薯片、高粱、玉米之类的救济粮，他买自行车的那50元应该是经全家人努力，拔野草，拌谷糠，喂了一年多时间，经日日目测数次称重，好不容易毛重勉强上120斤达到供销社收购标准时，才卖出的一头猪的全部所得了。我还清楚记得刚考上高中时，报名费5元家中都拿不出，还是父亲向一家刚给女儿定亲拿到彩礼的村人借的呢。
我考上大学后，全家人都很高兴，因为我是恢复高考后全大队六个生产队中第一个大学生，也是全公社第二个本科大学生，这在八十年代初的农村来说是挺有影响的一件事。只记得当时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我也按录取通知书上规定的入学日期报名读大学了，可时隔两年之后，我寒假时去看望已分家另居的兄长，发现他家客房后壁墙中堂旁端端正正地张贴着我当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我竟想不起通知书是怎么留在兄长那里的，是当初他看后没还我呢还是后来从我放通知书的地方翻找拿去的呢？凡正是他将其贴在自家墙上显眼的地方，显然是颇为自豪地供客人观瞻之意。想到这件事，我内心顿生隐痛。因为凭兄长的禀质，假如至少晚出生五、六年，再假如他能读完高中，他有极大的可能考入大学。只可惜历史没有假设，生活终归支配于现实。小学时在班上最聪颖学习最好的兄长，只读完三年级就因家庭困难而辍学了，我的这两个假设只不过是脱离实际状况的奢想。那时高考废除了，只有工农兵学员推荐制，同村革委会主任的弟弟虽与兄长在小学同岁同班，且学习很是一般，但读了中学，且根正苗红，再加近水楼台，公社给大队放下来一个推荐名额自然也归其所有。改革开放后中央要求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时，其在三十来岁时就被提拔为副县长。
兄长当生产队会计时，每到年底，好几个生产队会计常带上账本到我家找他帮忙造财务表和进行账目合计核算，大队会计也每年带上账本来找他帮助理清账目，因为全大队会计数他最懂财务，珠算既快又准。记得我考上大学后，兄长曾从他自己住的那间房子纸糊的顶棚上窸窸窣窣摸出一份试卷给我展示，只见卷面顶头用朱笔批着大大的“100分”。这张试卷兄长己保存近10年了，之所以舍不得丢弃德广火车票助手，是因为这使得他在全县乡村会计培训考试中得了第一名的试卷，是他可展示于别人的最大的“荣耀”，也是他自己最大的遗憾。七十年代中期，县财政局、劳动人事局曾组织全县基层会计业务培训班及考核测试，兄长于数百人中脱颖而出，且得了个满分。他说当时给他们测试分数最高的两个发了“个人情况登记表”，其中有一栏“文化程度”，他毫不忧虑地如实填了“初小（三年制小学）”，因为在那时，人们以出身成分低、文化程度低为荣。而第二名考了95分，人家“文化程度”栏填写“高中”，当然也是如实填写。结果，考试第二名的这个被录用为县农业银行职工，且后来还当上了副行长，而考了第一名的他却未被录用，原因是学历太低。这件事他不止一次向我及亲友讲述过，语气中带着叹惋与无奈。在当时，由于高考停招，即使高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也数量不多，各行业人才奇缺，所以常从高中毕业生中录用各行业各部门工作人员。兄长曾一度自以为豪的低得不能再低的学历，固定了他的人生轨迹只能是在乡村的这块土地上。
当我进入知天命之年时，有一次闲谈中，他顺便讲起了他自己“跌59年”的经历。在那场大饥荒中，不满六岁的他趴在村头打麦场秸秆垛下面，刨寻是否还有遗落在秸秆中未被捡拾尽的粮食颗粒时，听见有村民议论说十里地外的陇阳公社附近有个叫黄家蔡子的村，公社将各生产队生产的洋芋全收缴集中起来，挖了条深沟埋藏储存。当饥荒正盛时，土里埋藏的洋芋由于保管不当大都腐烂如泥了，附近饥民就从中疯狂挖寻腐烂程度低还可食用的。他年纪虽小，但听到这个消息如获至宝，赶紧跌跌撞撞跑回家拉上仅比他大一岁多的姐姐，拿上锄头和柳条筐，寻到十里外埋洋芋的地方，加入了刨捡的成人群中。经过半天努力，他们两个只捡出了六颗还可吃的，由于饿得没力气，二人就将装洋芋的柳条筐用锄头柄抬着一路摇摇晃晃往家走。走到半路，要经过周家店村，只见村头大路旁待着几个东倒西歪的成人，本是无神的目光一下都直愣愣聚焦在他俩抬着的筐子上。他俩感觉不妙，就使出所有的力气跑了起来，结果这几人一下子全起身跌跌撞撞追赶过来夺筐子，他和姐姐情急之下不放手，拉扯中洋芋全甩落到地上，二人赶紧抢捡到两颗跑回家交给母亲。母亲就每天烧锅水，用簾刃在水中数着数削上六片洋芋，父母、他二人再加两个年龄分别四岁、二岁的妹妹共计六个家人每人舀碗煮了洋芋片的水加一片洋芋，一家六口就靠这两颗洋芋维持了好几天的时间。本来，父母闲暇忆旧时也经常情不自禁地讲“跌五九年”的经历或见闻，有自家的，也有别家的，还有邻村的。这些往事都是父母自己主动讲，我从来没请求他们过，因为我本性不喜听悲催的事。父母讲时我只默默听，从不多问一句，内心虽生怜悯伤痛，但又觉得这是全村人、全县人甚至整个国家经历的灾妄之事，也是他们上代人的事，故而听过就逐渐淡漠不大放在心中，但唯有我年届五十时兄长讲过的这个故事，在我遇事已是波澜不惊的内心激起层层涟漪，以致一想起就心中隐隐作痛。“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一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数年后，当我读到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描述国家、时代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这句名言时，不由得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八十年代初，实行农村土地承包，便很快吃饱了肚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不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了，年轻人一代更不愿守在这十年九旱，靠天吃饭的地方过苦焦日子。兄长的三个孩子相继长大成家后，他们于90年代先后到新疆五家渠生产建设兵团或承包耕地或进厂务工，并都定居在了那儿，只留下兄长守望着老家庄园，勤苦耕耘着那二十多亩薄田。有了孙子后，他和嫂子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老家，赴新疆与子女团聚，更主要的是照料小孙子。他在那儿廉价购置了一套别人上楼房淘汰下来的平房院落，总算有了栖身之所。但他总是觉得住得不踏实，心中一直记挂着老家的人、老家的事、老家的庄院和田地。待孙子可以自己上学了，他就急不可耐地返回老家，重新耕作起那闲置了的田地。回老家时，他为了节省路费，就买了票价最便宜的慢车硬座。其时己入寒冬，慢车上又无暖气，他和嫂子一路上冻得不行，就在脚上包上塑料食品袋以御寒气。这样在列车上苦熬了两三天，当他下火车时，脚被冻僵连路都不能走了。回老家后，他就开始筹备耕作的事了，储肥、翻地、播种、锄草、打药、收割、运输、起垛、翻晒、打碾、扬场，还有喂牲口。农人需要做的事，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省。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春秋，直到后来有一天，他独自上山顶最远的一块地里干活时突然晕倒了，等清醒过来后就拖着疲惫的身子慢慢回家。从此之后，又产生了回新疆的想法。他给人说，要是自己真的在地里倒下不起，子女都远在天涯无人知晓怎么办？于是他在老家过了最后一个春节，便将耕地送给了弟弟及村中缺地的人耕种，将房子院落也变卖了三万块钱作为在异地生存的保障，从而彻底断了对老家的念头。在初春的一个早上，在料峭的寒意中，眷恋不舍地走出自己花了大半生心血汗水才围起的院落垒起的土坯屋，将大门的钥匙沉重地交给了新的主人，就一步三回头地走出村口，又一次踏上回疆的路途。
记得他在首次离家赴疆时，到老庄的弟弟家向母亲告别。他爬在母亲躺着的炕头上，一边轻声叫着“妈”，一边用手缓缓摸着母亲的脸、额头和白发，嘴角抽搐着，两行眼泪潸然而下。立在一旁的我心中陡然一阵酸楚。而当此次第二度离家赴疆时，已时逾十载，宅院变卖德广火车票助手，作为一个年逾六旬的农人来说，要彻底告别辛苦劳作了大半生的土地和赖以栖身立命的家园老宅，在情感上绝非易事。他到新疆后，还是无法剪断思念家乡的念想，为方便与老家的亲人村民们联系，就也学会了使用手机“微信”和“快手”，于是在闲暇寂寞时，通过微信和乡亲们聊聊天，问问老家的情况，或者看看快手“同城”中的视频，他给自己起的网名叫“望故乡”，可见思乡之切。本来，兄长在农闲之余的最大乐趣就是坐在自家热炕头，一边熬着罐罐茶，一边抽着旱烟卷，跟前来串门的老少乡亲们漫无边际地聊天，谈农作、谈过往、谈时势、谈远近见闻、谈国内国际大事。在村民眼中，他就是最见多识广的人。
在二度离乡后不久，母亲因突发脑梗去世，他算是三度返乡。为年近九旬的母亲送终，是他最后一次回老家。我想，兄长应是再心无牵挂，安心生活在新疆的了。我们之间只是觉得时间长了或者逢年过节时便打个视频互致问候。
树欲静而风不止。在2022年3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突然接到大侄女电话，她带着哭腔说，父亲胃疼住院了，经医院诊断是肝癌，已是晚期。我顿时如五雷轰顶，一路慌然地回到家里，赶紧“百度”查寻，知是此症确诊，便在两月之内。我向侄女提出了些医药及饮食建议，但实属心有不甘，于事无补。待到5月中旬，侄女通话说病情恶化了，兄长念叨着我，于是我便赶紧卖了火车票，赶着去见上最后一面。待我到达，见躺在病榻上的兄长挣扎着要坐起身，我赶紧拦住，交谈中见神志尚清楚，侄女说是这两天听我要来探视，便精神好了许多。我在兄长家待了五六天，其间待兄长从昏迷状态清醒过来后，便向子女家人们交待后事，他请求去世后能否将他安葬到家乡，他说之前他打问好了雇殡车到老家需要一万多元运费，他准备好的。他还说即使不能葬到老家的土地上，他的游魂会自己回去的。听及于此，我心里颇为难，一是老家的房子已归他人，子女无处容身无法办丧事，二是即便葬于老家，而三个子女都定居在新疆，每逢年过节，千里之遥不便祭祀也于心不安。我给他讲了这两点，他就像是懂事的孩子似的，连声“嗯、嗯”地顺应着认可了。在他昏睡时，我便与侄儿、侄女婿出去看了几处地方，我做主选定荒漠滩上一座有沙柳的沙丘，便将一簇生长得旺盛的沙柳前面确定为坟地，根据日出方位确定墓穴朝东南向，可遥对故乡。
此地是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居户均是各地移民，丧葬无甚约定俗成之傧礼仪式，也不讲究风水堪舆和罗盘择向。待后事安排有序后，恰好在南疆生活的小弟专程前来探视，我便晚上提出想趁来去两地尚无新冠疫情出现之机返回，一则我还有单位工作待做，二则因兄长神志尚清去日难料，又值新冠疫情控制尚紧时，出外之人一有风吹草动便会因封城封路阻滞行程。我托小弟尽同胞之情送完兄长最后一程，于是在第二天早晨到兄长床前，尽量以平静的语气告别。待我从兄长家出来临上车时，侄女一下抱住我放声哭了起来，此刻的我也一下子泪如泉涌。当我带着无比沉重的心情离疆，一路经过数次体温和核酸检测之折腾，到本地高铁站后又被疫控工作人员送到指定留观宾馆，经解释争取一番后刚到家中，便接到噩耗。原来，当我告别离开后，兄长精神一下就支撑不住了，因为我毕竟是同胞兄弟，也是唯一从数千里外的老家赶回来探望的亲人，他见到我就等于回到了久别的老家，而我的告别，也就等于他向来自老家的亲人以及对老家的永诀。想及于此，我真后悔没再多陪他些时日，让他稍加安心地离开这个世界。
兄长去世后，我一个人关在居室中任凭泪如雨下。此刻，我才真正感觉到触及灵魂深处的伤痛。这份伤痛渗入了太多的因素，一为同胞的生离死别，二为兄长同父老们一样经历的惨痛的时代磨难，三为兄长逝于异域他乡，以致没能达成叶落归根的夙愿之遗憾。我觉得过于草草安葬实在于心不忍，便按家乡殡葬习俗，以所有亲人的名义拟了篇祭文，手机微信传于小弟，托他在兄长落土后焚纸火祭奠时在坟头咏读一遍。兄长学历虽最低，但他是个见识和能力远远超出其学历的人，他的境界也不至于只识农事，他喜欢谈论前辈中的读书人，崇尚家族耕读之道。在电话还未普及的年月，村中许多人常找他代写信件，向他讨教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村民眼中，他也算个见多识广的“文化人”。这篇祭文算是我对兄长最终的告慰，也是我唯一能补偿到的一点缺憾了。我也是年届花甲步入老年人行列了，已经历了许多次与亲人的离别，而唯有这次，失落的心情长期难以找回。三年内，不论是一人静处，还是出门转悠，乃至在公园中看到柳舒花绽，听到歌曲婉转，总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兄长。我常想，兄长是个聪明人，也是个精神世界丰富的人，假如他能够再多活上十年，多看看世事多好啊。
记得在十年之前，网络上曾一度风传一部以甘肃农村农民生活为题材的影片，片名叫“隐入尘烟”。当时我在电脑上搜出这部影片后，点开只看了几分钟便又关闭了电脑，从此再也没看过这部影片。因为镜头中西北农村干枯荒凉的景象，农民灰头土脸的精神状态及尘土飞扬的劳作场景，太熟悉不过了，我实在不忍心看下去，就如同不忍心听父母兄长讲他们当年的经历遭遇一样。单就这部影片的片名，就引发我对父母、兄长以及同他们有相同经历的老农民们的深思与无限悲悯。兄长去世后，我又一次联想起这部没勇气看下去的影片。我想，兄长作为千千万万隐没在历史与现实烟尘中的农民中的一个，时代没有眷顾他们，甚至于没有给他们以公平竞争自由发展的机会，即或年轻时有优秀的潜质与禀赋也无从改变命运，卑微的生存中只有承受自然的严酷、人为的劫难和生活的重负。作为生命的个体，只是为了最基本的生存，在烈日下风霜中摸爬滚打，在泥土里默默终其一生，而能记得他们、理解他们、同情他们的又有谁呢？
清明将至。千里之外，荒漠之中，沙丘之旁，兄长坟头，经历了一冬风雪的那丛沙柳，尚否泛出新绿？
作者简介：
张宝文，字涵咏，出生于1963年5月，甘肃通渭籍。1987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中学语文高级教师，中国楹联协会会员，民盟甘肃省艺术家工作委员会委员，甘肃省诗词协会会员，通渭县诗词学会顾问。2015年5月被中共通渭县委宣传部、文化局授予通渭县首届秦嘉徐淑文艺奖“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曾获199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征联比赛优秀作品奖，兰州“兰山赋”全国同题征文三等奖（前五名）。担任电视纪实片《红军长征在通渭》脚本主笔、《通渭县志》再版修改及《通渭史话》《通渭县志（续编）》编撰工作。主编中学校本教材《耕读通渭》（兰大出版社出版）《通渭二中校志》。诗词对联作品收入《通渭县当代诗词楹联作品选集》《通渭县新时期诗词作品选集》等书，并散见于《诗词月刊》《甘肃诗词》《诗国》等刊物。
《阅翰》读者多为海内外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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